海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追求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需求量之大远远超过了国内。正当我们“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的时候，西方人对个体生命以及心灵安顿等问题的探讨，已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中医药草、针灸经络、易经太极等，已非常普遍；孔孟、老庄已经家喻户晓，所以在海外推广中国文化反而比在国内要容易得多，效果也好得多。
中国人有个传统，好玩艺儿宁可失传也不传给异类，但现在的情形是根本分不清谁是异类。很多有识有志的西方人，热爱中国文化与传统学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反而数典忘祖，视民族文化为粪土。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那就是未来的某一天，中国人要到西方去学习中国的固有文化，就像今天的印度人要到东方来学佛一样。说到底这叫报应，是自作自受。谁让你自掘祖坟，对民族文化恣意践踏，斩草除根，谁让你西方文化盲目崇拜，极尽迷信；谁让你以人口众多为由，推卸对国民进行道德教化的责任，谁让我们只顾持续发展，罔视人类对地球应该承担的义务。
因人类而灭绝的生物种类太多了，文化种类也数不胜数。中国的昆曲、传统功夫、曲艺等都基本毁了，中医的命运也岌岌可危。现在除了汉语还有哪些东西属于中国文化呢？孔子说，要了解一国的文化，看其国人的衣冠文物就一目了然了。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消费，其中有几分中国文化的含量呢？振兴中国文化、复兴国学是时髦的口号。但什么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文化都包括哪些东西？今天我们要振兴国学，要振兴哪一部分？是不是再穿起长衫，念几篇古文；再弹弹琴，唱几段昆曲，中国文化就振兴了？是不是建立100所孔子学院，儒家思想就振兴起来了？
这是非常严重的而且无法回避的问题。不了解中国文化的传统，不清楚中国文化的现状，奢谈“振兴”那无异于揠苗助长，为文化复兴帮倒忙。

中国文化的现状

中国文化的现状非常令人担忧，正像《国歌》里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当然，这个危险不是当年帝国主义列强以武力侵略中国，中国人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而是外国列强通过文化殖民与学术控制，最终使中国人亡教灭种，后者更为阴险，更加残酷。
文化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象征，有类似遗传基因的作用。生物学上，是遗传基因规定和保持着一个物种的稳定性；在社会学上，则是传统和文化规定和保持着一个民族的稳定性。“转基因食品”令人谈虎色变，“转基因的人”（抛弃自己文化的民族）也同样可怕，因为谁也不知道这样的民族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如果文化变异了，这个民族尽管形式上还存在，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被异化了。今天的我们还是黑头发黄皮肤，但我们的价值观念、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早已脱离了民族传统。
任何一个文化体系，无论中国文化还是其他民族的文化，如果剖析它，我们大概可以发现它的三层结构。第一层是文化的表层，也叫做文化产品层。文化产品包括衣食住行、器具文物、风俗习惯等，最表层最直观的东西。不同的文化体系有不同的文化产品，“多元文化”就是指不同文化产品的互补与融合。
文化体的第二层是行为层，有文化行为才能产生文化产品。国家民族的典章制度、法律法规、语言文字、管理系统等，通属文化行为。文化体的最里层是文化的核心，包括人的道德意识、价值取向、思维观念、世界观、生命观、对是非善恶的评判标准等。这是一个文化体系的核心，由此来规范文化行为，产生文化产品，构成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
今天我们高呼要振兴中国文化，请问你要振兴中国文化体系中的哪一层、哪一部分？一说到中国文化就是耍狮子跑龙灯，琴棋书画，中餐京剧，这些东西当然不能说它不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但充其量只是中国文化的产品而已。如果我们要复兴的国学只是这些诗词歌赋，经卷文物，就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不能与时俱进，缺乏时代的生命力。
中国的现代化，说来说去都离不开“中国西方化”。晚清的洋务派运动还挑起“中体西用”的大旗，我们则是彻头彻尾的西化。改革开放初期的十年是西方文化（科技）产品的引进期，之后的十年是制度建设，从管理体制到典章制度，法律法规；从市场机制到竞争规则等等，全套引进西方的文化行为。最后的这十年则是从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信仰、对是非善恶的评标准等文化核心理念的异化。至此，中国文化体系已全面瓦解，中国文化名存实亡，这是很严峻的现实。
西化的结果，除了物欲的满足感以外，我们普遍感受到人情的冷漠与心灵的空虚，很少有幸福感。人毕竟是高级动物，物质手段解决的问题还远不及问题的半数。有钱可以买豪宅，但买不来家庭；有钱可以买床具，但买不来睡眠；有钱可以买美食，但买不到食欲；有钱可以买娱乐，但买不来快乐。现在的危机是文化危机，毛泽东时代崛起的是独立的中国，中华民族在整体形象上站起来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保住了；邓小平时代构建的是经济的中国，中华民族要在经济上腾飞，走西方国家的富强之路，四个现代化实现了；当今时代要建设的应该是文化的中国，否则我们什么都有了但没了根，什么都不缺但缺了德。
中国物质文明的现代化似乎已走到了尽头，甚至比西方国家跑得还快，中国对能源、原材料、资金和市场的需求都令世界瞠目。西方人出现的问题我们有，西方人没有的痛苦我们也有，因为移植来的器官再好也不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民族文化的免疫功能让我们感受到强烈的排异反应。生活可以现代化（西化），但西方人对家庭、婚姻、子女等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宗教信仰、世界观、审美观等都与我们民族有别。我们不能因为有人喜欢吃中餐，就得出他认同中国文化的结论，因为文化认同的标识在其核心的价值观念体系。
文化产品的现代化与文化行为的移植造成巨大的冲击与震荡，结果我们民族性的“文化失忆”与文化传统的缺失，价值观的扭曲，人生的错位以及生命的无意义。

传统文化是什么

传统文化是什么，都包括哪些东西，恐怕很难说得清楚。文化产品类的东西就不谈了，像中药、国画、京剧、针灸，这些东西如果离开了文化核心和文化行为，就会蜕变成没有生命力的文物，只具有观赏和艺术价值，没有使用价值了。一谈传统文化就翻动这些东西，除了证明祖先伟大，后代子孙不肖以外，好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至于传统文化体系中的行为层内容，如传统的社会运转体系、操作规程、道统与典章制度等早已经被我们抛弃。我们现在唯一能作的，是从文化的核心入手，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传统。
中国文化的传统，我以为就是文化二字，但不是文化并称，而是“文以化之”。中国文化中文是文，化是化，是不同的两个部分。文化系统中承载信息的载体称为“文”，其形式有多种，从传统的语言文字到现代的信息编码，统属文的范围。“化”则是将被承载的信息传播开来，贯彻下去，具体落实到生命活动中去。古人所谓的改变行为，变化气质，才叫做化。古有“读书养气，变化气质”的训诫。商人有商气，读书人有书气，做官的人有官气，为什么不同的人气质不同，因为信息指令（文）对所作用的物质，有性状上的影响（化）。不同的“文”就会带来不同的气质上的改变（化），有文有化才叫做有文化，学历高的人不一定有文化，不识字的人，不一定没有文化。禅宗的六祖惠能，幼而家贫没读过书，不识字，但谁能说他没有文化呢？今天的精英名人，如果连做人都不懂，谁敢说他们有文化呢？
可见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实践性，而非实用性与时效性。现代人浮躁，急功近利，任何事情都要求速见成效，而时效性仅就某一段时空而言，不带有文化的普遍性。实践性是说中国文化中的任何一门学问，都可以用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学问才有生命力。如果一种学问只是理论的思辨与知识的积累，与生活没有联系，不能指导我们做人做事，这样的理论再好也作用有限。所以中国文化里的儒释道三家，每一家都有很强的实践性，佛道两家偏于出世，重点在解决个体生命的问题，例如个人信仰与心灵归宿，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等，并不注重全社会的道德教化、人伦秩序、社会规范、以及国家的制度性建设等上层建筑方面问题的解决，因此以正面形象做为中国文化的正统，就责无旁贷地由儒家文化担当起来了。这也是为什么后世的帝王都要崇儒尊孔的原因。
儒者人之需也，是社会需要的学问，社会需要的人，这样的学问就称为儒学，这样的人就是儒者。因此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占据主流地位，儒家思想就是中国文化的代表。诸子百家的各学派都是根据创始人的思想建立的，如道家学派的老子、庄子，法家学派的商秧、韩非，唯独儒家找不到具体的创始人，孔子只是对其以前数千年的中国文化进行了整理和总结。孔子修《诗》《书》，订《礼》《乐》，赞《周易》，继承了自伏羲以来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以贯之的中国文化，用孔子自己的话说，是“述而不作”，“乐而好古”，孔子自己并没有建立任何学派与学说。因此，孔子承传的学问不属于诸子类，而冠于“经史子集”四部类之首的“经学”。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文化就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儒家文化。
    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实质上就是夏商周三代的文化特别是周的文化，因为周公整理过周之前的文化，集中国文化的大成，为后世的儒家文化奠定了基础。狭义的传统文化局限在黄河流域，以齐鲁文化为代表，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文化是长江流域的楚文化，其飘逸空灵的意境与敦厚质朴的齐鲁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老子的《道德经》里，很难找到《论语》中那种浓重的黄土气息。因为周建国以后分封裂土，齐国（临淄）是姜太公的封地，他本人又是道家人物，所以齐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北中国的道家文化内容。鲁国（曲阜）是周公的封地，他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因此鲁文化保存了儒家文化的内容。
文化传统又是什么
“善言者一言而终”。如果真的要用一个字来概括中国文化的传统，我想应该是“孝”这个字。中国文化千经万论都是这个字的展开，都是对这个字的发挥而已。懂了孝这个字就算“明道”，遵照孝之理去做就是“行道”就是修行，所以说“百善孝为先”。
子贡曾问孔子，“有否一言可以终身行者也”。孔子回答说“恕”。其实，“恕”就是“孝”的展开。
中国的文化也称为教化，教者孝之文也，无孝不成教。所以孔子说：“夫孝者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传达孝的知识才为教，教就是孝的文化，孝的表率才为“师”。
孝是个上老下子的会意字，老子合为一体，老就是子，子就是老。从自己这一代算起，向上追无穷，向下推也无穷，这个直贯天地、无穷无尽的血缘通道就叫孝。祖先积累的福德，就是依靠这条“孝”的管道遗传给子孙后代。不讲孝、不行孝的人，是自断祖先遗德的通道。这个损失不仅仅是一代人的事情，子孙万代都会因为你的不孝而被断了这条血脉传承的根，所以不孝是重罪。
将孝道的仁爱之心横向展开，就是兄弟之道（悌）、夫妻之道、朋友之道和君臣之道。所谓“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孝经》）。也就是将爱敬父母之心为国事服务，为国家尽忠，家与国就联为一体了。可见懂了孝道其他四道就自然全都懂了，不明白孝道其他四道也不可能明白。这就是为什么古人说“忠臣必出于孝子”的道理。这是儒家思想的五伦之道，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之一。
五伦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只要人类存在，五伦关系就存在，所以具有超越神圣的普遍价值，是伦常日用之道，不可须臾离也。
五伦是人道（人类社会）伦常关系的基本法则，对应着天道（客观规律）的自然法则，就是“仁义礼智信”五常之德。常是恒常，董仲舒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
如果说五伦是后天之德，五常则是先天之德，因为这是自然（天）赋与人的天性。人的性格虽有不同，但所具有的五常之德是相同的，都是仁义礼智信。这是人格，做人的资格，离开了五常也就不成其为人了。
父子之间要讲仁，仁是亲情，是爱心，是无私的奉献，父母爱子女是施恩，子女孝顺父母是报恩。父子双方能知恩报恩，才有父慈子孝。兄弟之间要讲礼，兄友弟恭，自然和睦友爱，如果将利益放在亲情前面就错了。这样不但有违悌道，也有违孝道，因为兄弟不和最悲伤的是父母，所以《弟子规》中才说“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
朋友之间要讲信，一言九鼎，托妻寄子。夫妻之间讲智，要理智、明智，不能感情用事。君臣之间要讲义，所谓“君则敬，臣则忠”。做领导的要尊重自己的部下，不要以为是你在养活别人；做员工的要忠于职守，为团体尽心尽力。
“仁义礼智信”加上“道德”，是古圣提出的，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道德退守的七条防线。首开以道德，结尾于诚信。社会的道德底线就是信，超越这最后一道防线的结局如何，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陌生。这就是老子在《道德经》中描述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退守到礼的阶段，社会就已经混乱失序，所以孔子才提出要“克己复礼”，恢复人类社会的秩序。人类失信以后，社会秩序以何为准则呢？圣人无言，因为那已经不是人道的范畴，而沦为“动物世界”了。
有些人并不以为然，批评我危言耸听，鼓吹“文化决定论”。文化不能吃也不能喝，只有发展经济才是硬道理。大文化概念虽然包括了人类创造的全部物质文明，但文化核心最终要解决的，则是人的生命信仰、社会道德以及制度建设等群体的根本性问题。
不同的文化体系有不同的思维模式与价值观念，这叫文化本位。西方文化以个体定位，强调个体的价值和权利，所以西方国家的法典将个人财产定义为“神圣不容侵犯”。我们常常将西方文化中的“自我”错解为“自私”，这就使得我们无法真正理解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其实中国的百家文化里有杨子（杨朱）一派，他“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的观点，可以视为自我本位与个体价值观的奠基人。世界本来是井然有序的，既不需要拔别人的毛损人利己，也用不着拔自己的毛去沽名钓誉，因为你那一毛也救不了天下。人人洁身自好，不损害公德，就能因私返公，不就公天下了吗？
中国文化则从“人性本善”的基点出发，强调先公后私，重视人类社会的整体价值。个体价值要在群体（公众）价值的基准上才能体现出来。只有群体的利益实现了，个体的权利才能得到保障，所以中国宪法的第一条是“国家财产神圣不容侵犯”。
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中西两种文化的差异就十分明显。西餐中的菜肴半成品居多，最后的调味要进食者本人在餐桌上来完成，所以西餐桌上胡椒、盐、番茄汁等各种调料俱全，体现出对进食者个性的尊重。中餐则不然，端上来的菜都是成品，味道以群体的意志为主，不想吃的个体只能选择放弃。可见文化渗透在生活中的每一个环节，离不开人群的价值观念以及对是非善恶的判断标准，而这些正是文化的核心之所在。

抛弃了文化传统的结果如何

既然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的身份标志与民族特征，抛弃了自己文化的民族，其结果必然是自己都不认识自己的文化痴呆，是很悲哀的事情。
首先是人的内心缺乏安顿，心灵没了归宿。很少国人有信仰，没有超越物质生活之上的精神追求，生命缺乏价值，人就觉得活着太累，没有意义。西方人信上帝，现实中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丢给上帝去统一处理，中国人内心的痛苦由谁来帮助解决呢？
中国人的文化传统讲究拜天地、祭祖宗、敬鬼神，心灵有个安顿之处，现代人没有信仰，缺乏对生命价值的认识，所以心身很难和谐。目前中国每年的自杀人数接近30万，抑郁症与自闭症患者达到2600万，其根源就在于文化传统的缺失。没了根，丢了魂，就只能凭借感官刺激以及金钱、地位、权力等虚荣来麻醉自己，自欺欺人。这就是为什么富人穷人都不快乐的根本原因。
第二，整个社会道德崩溃，人们的道德水准下降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严重状态。中国古代虽也有因战争动乱、朝代更替等社会动荡带来的人心混乱，道德沦丧，但文化体系还完整，道德意识还存在，社会还有一个基本公德，没有超越道德底线，只是做不到而已。今天的社会已经跌穿了最基本的道德底线，沦为一个完全靠利益驱动的无道德的社会。
第三，在整体水平上，缺乏一种蓬勃向上的民族精神。丢掉了文化传统产生的文化悲观使我们的民族精神萎靡不振，甚至产生了民族自卑感，弱化了民族的内聚力。这就在社会层面上，使我们失去了民族前途的希望，很少考虑未来的事情。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就在于人是活在希望中的动物，能在艰难困苦中看到希望，提升自己奋斗的力量和改造命运的勇气。如果丢掉了自己的文化，产生这种力量和勇气的根源就没有了。
一个国家经济落后不算什么，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总能发展起来。但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果亡了，这个民族就永无翻身之日了。历史上的犹太人亡国二千多年，在全世界流浪，受尽了凌辱，但它的文化没亡，所以时机一旦成熟就有可能再复国。今日的菲律宾，民族形式虽然存在，但全盘西化以后自己的文化亡了，其结局与现状是有目共睹的。

传统文化是如何被摧毁的

“国学”这个概念现在很热，实际上这个称谓早在清朝就有了。“国学，中国固有之学问也”，那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冲击的抗衡，是为与西学相区别而提出的中国文化本位。中国文化体系，有自己独特的传承方式、解释系统、实验方法与验证标准，是一个完整的学问体系，而不仅仅是百科知识。而所谓的“国学”大概是以经史子集“四部”为形式、以“六经”为本源、以“子、史、集”为辅翼的“六艺之学”。
传统的六艺之学中，“经”处于最高的学术地位而统摄各“部”，各“部”必须承担实现“经”的价值。按照马一浮的说法，“四部源于六艺，诸子源于六艺、中国以及人类的一切学术均源于六艺”。可见中国的传统文化学术就是完整的“六艺之学”。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六艺之学”不复存在了呢？当然要从西方学术进入中国开始说起。

第一、   文化体系被肢解

按照蒋庆先生的说法，西方文化引进之后，首先通过“学术分科”的形式将完整的“六艺之学”分割为哲学、政治学、法律学、伦理学、历史学、宗教学、人类学、文学、美学等科系，传统的经史子集序列，被西方文化的学科制所取代。经学灭绝，诸子被划归为宗教学、哲学、伦理学；史学由断代史、人类学、考古学、政治学、文献学等学科所取代；集学划归到文学、民俗学、社会学、艺术等学科。每位学者只钻自己的牛角尖，很难看到全牛，甚至不知道还有全牛。这在传统的治学方法下，是绝无仅有的事情。中国历史上的伟人往往集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书法家、军事家等称号于一身，而按照目前的学科分类，培养出来的只是专家，无法达到通家的成就，完整的中国文化体系不存在了，所以现代很难再出现文化大家了，不要说胡适、鲁迅这样的文豪，连老舍、钱钟书这样的大学者也如雁过长空，去一个少一个了。
以史学为例，中国文化的历史观重在历史精神，所谓“寓褒贬，别善恶”，这是孔子著《春秋》为中国史学定下的规则。中国的史学不只是记述历史事实，而是通过褒贬进退的笔法，既对历史事件进行事实评判，也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评判，目的在于为后世的社会治理提供事实依据与经验教训。这是中国史学“明史实，供借鉴”的精神，而不只是考古性质的为了历史而历史，去考证什么东西。但是西方的史学方法进入中国后，影响了中国的史学研究，颠覆了中国传统的史学。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中国史学传统已不复存在。古人说“亡国先亡史”，中国的历史既然亡了，我们也就读不懂自己的历史了。中国人只能按照西方史学的结构来读中国史，结果当然是将奴隶制、封建社会、神权政权合一等概念强加到中国史学之中，而一个历史上真实的中国，已经无从知晓了。
由于中国文化体系被肢解，有着很强实践性的中国传统的学问，变成了抽象的概念思辨，完整的学术体系变成了庞杂的知识系统。西方学术被当作“语法”，中国学术沦为“词汇”；西方学术是规则，中国学术则是材料。结果是中国文化中的传统学术永远处于从属和边缘化状态，永远丧失了解释自己的权力，也就没有人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文化了。

第二、解释系统不复存在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既有完整的学术体系也有自己独特的解释系统，脱离了这一体系，中国文化就变成零散而庞杂的知识，脱离开特有的解释系统，谁也无法理解中国文化的真实意义是什么。一个留学美国的学生说：“英文版的易经我能看懂，中文的易经我看不懂”。这是非常有代表性的现象。为什么“出口转内销”的东西你吃着好，而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反而水土不服了呢？因为传统的解释系统不存在了，正如有草药没有方剂一样。六经的文字经本虽然还在，无奈它固有的解释系统没有了，谁能读懂呢？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一生述而不作，就是要保住中国文化体系的完整，承传这一独特的解释系统。
顾颉刚、郭沫若、范文澜都是当代的史学家，但没了中国文化的解释系统，他们自己能研究出什么结果呢？顾颉刚把《春秋》当作断代史来读，把《书经》当作历史文献来读，郭沫若把《诗经》当作中国古代社会的史料来读，结果除了发现三代是奴隶社会，历史的推动力量是阶级斗争，朝代的更替由于农民革命以外，哪里能够理解孔子“删述六经，垂宪万世”的意义呢？
建国六十多年了，至今中小学生的历史课本还都是试用教材，一会儿说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一会儿说中国有三千年的历史，一会儿又变成二千年，中国人心虚胆怯地不敢认祖宗。所以，我们才要呼吁全力抢救活着的“老古董”们的解释系统，无论如何也要保住这支血脉传承，这是用多少钱也买不回来的。
在一次传统文化讨论会上，有人发言谈到上古三王时代（尧舜禹）时用了“奴隶制社会”这个词。我截住他说，请不要用西方的学术概念来解释中国历史，他又换了“原始共产主义”这个词，又被我截住，结果他张口结舌，找不到合适的语汇来表达思想了。可见没有了对自己文化的解释能力，我们连话都不会说，更谈不到以中国文化来解释中国了。可笑吗？我出了一身冷汗，感到“可怕”。
第三，文化传承体系的湮灭

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否延续不断，关键在其传承体系，也就是师承与道统。特别是中国文化有很强的实践性，是讲究以心印心的学问，语言文字只是信息的载体。真正的心传功夫是要靠老师一字一句地帮助学生认证，是有文有化、知行合一的功夫，哪里是坐在书斋里死读书、读死书呢？后世的中国文化变为坐而论道的知识传授与只尚空谈的理性思辨，不能说与师承的消逝与道统的灭绝没有关系。只有经本没有老师是没有用的，今天儒门十三经都在，但能读懂的人没有了，传承没有了，合格的老师没有了，经卷变成了文物。
目前各大学、研究所都在搞国学，企业家与高管也在接受国学培训，但如果中国文化的传承与解释系统不清楚，不知道自己的文化传统究竟在哪里，国学最终难免沦为古代文化介绍与古汉语培训。很难说能否让传统文化变成文化传统来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更何况国学研究者本人有的戴着批判意义的有色眼镜与颠覆传统的使命，最后只能得出传统文化中糟粕多过精华的结论。鲁迅读历史就发现中国历史满篇只有两个字“吃人”，郭沫若读历史目的是要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
传统文化毕竟是历史的东西，文化传统则是活的现实，可以超越时空，历代相传，指导现在的生活。传统文化只有经过整理和继承，才能为传统提供持续的生命活力。这也是我们今日振兴传统文化的根本目的。
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所以“无师自通”在文化传承上是荒谬的。在中国文化是中任何人提出的理论与学说，如果没有师承，自创自纂是不成立的，因为没有经过历史的验证，缺乏足够的案例支持。中国文化里儒释道哪一家没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特有的传承方式，无师印证的“自悟”不被认可，因为有可能是“自误”，不能再去“误人”。

文化是否已变质

任何文化系统在其发展进程中，都有一个类似生命体的生长壮老已的过程。如果这个文化实体不能主动地从外环境中吸收营养，更新自己，这种文化就会失去生命力，导致枯萎甚至死亡。
研究世界各民族的发展文化史，可以发现这样的演进规律，那就是任何民族文化大都要经历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疲惫、歧出与变异三个阶段。
文化疲惫是指一种文化徒有其表，名存实亡。表现为文化现象虽然存在，但已经无力解决实际问题。如果这种文化疲惫现象不及时加以解决，就会导致文化的歧出。歧出就是分叉了，跑偏了，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偏离了自己的正统规道，向异文化偏离。既然自己解决不了问题，只好向外部去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与途径。歧出的再发展就是文化体系的变异（变质），这是一种文化完全脱离了本民族的精神特质与文明形式异化为另外一种文化。就像我们现在的很多人，虽然也是黄皮肤、黑头发，但他们从里到外都已经异化了。
现在的中国文化正处于异变阶段，所谓中国的现代化，实质就是西方化，不过是清末洋务派轨迹的延伸，只是走得更远而已。清末还有个“中学”的体，现在的中国则是彻头彻尾的西化，连“中体”也没有了。
任何文化体系本身都有“体”与“用”的问题。体是理体，用是功用，二者是不能分开的，有其体必有其用，“用”也不可能离开体而独立存在，这叫作“体用不二”。清末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是迫于救亡图存的形势，为了“以夷制夷”不得已而为之止。但是“中体”一旦退出历史舞台，“西体”便会趁虚而入，这就导致中国已经成了“西体西用”的国家。我们今日要振兴传统文化，谈何容易啊！
文化本身的另一范畴是“理”与“势”。理是事物的本质和理体，势是事物的表现形式和发展趋势。“理”是“势”的评判标准，要指引事物的发展之“势”。尽管“势”有时会歧出，即不能完全按照“理”的要求发展，但只要“理”不丢，歧出的“势”终究会被纠偏，返回既定的轨道。因此只能“以理转势”，绝没有“屈理就势”的道理。
清末的洋务派人士认为，面对西方列强入侵之“势”，中国人没有办法讲“理”。中国文化是讲“理”（道德）的君子文化，西方文化则是讲“势”（霸道）的小人文化。君子无法与小人讲“理”只能就“势”论“势”，所以中国想要富强就要以西方文化之“势”（坚船利炮）来对抗西方。但是“舍理言势”一定会导致“无理”的后果，因为没有了“理”的评判，“势”就会无所不为，肆虐天下，一部中国近代史不就是“理”隐退而“势”横行的表演吗？其后的革命知识分子又把“阶级斗争”的“势”当作“理”，才导致今天中国文化传统的消亡。 
现在的问题并非是道德意识差而是根本没有，大部分人不知道道德标准是什么。随地吐痰，天经地义；乱丢垃圾，心安理得，谁也不认为这是不道德的行为。十一的天安门广场，清洁工人收集的垃圾就有二百吨之多。这是中国人口太多的原因吗？能以此为借口推卸对国民进行教化的责任吗？显然不能。
此外，文化体系中还有最重要的“文”与“实”的问题。理想与现实往往不合拍，甚至起冲突。坚持理想，不向现实妥协，大家说你是“不识时务”；抛弃理想，随波逐流，又着实有违自己的初衷。我们已经习惯于非此即彼的线性思维方式，忘掉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答案。
孔子所处的时代也是“礼崩乐坏”的乱世，“王道”是理想，是最高的精神价值；但“霸道”是现实，是必须正视的实际问题。坚持王道否定霸道，理想固然很高，但不能在现实中建立一个相对合理的政治秩序；霸道虽然“以力服人”，但毕竟比相互混战的“无道”要好。但是如果只承认霸道否定王道，社会现实就缺乏理想的指引，人类的政治生活就不会有希望。因此孔子在《春秋》中提出“实与文不与”的“时中智慧”以解决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 “实与”即在事实上承认霸道的存在价值，但在“文”（理想道德）上 “不与”（不承认），因为它在理体上违背了人类的道德理想。
现在有些家长怀疑，学了传统文化以后，孩子们会丧失自我保护能力。在这个虞尔我诈的社会中，缺乏诚信是普遍性的问题。我们宣传真善美慧，道德伦理，孩子们今后步入社会受人欺，被人骗怎么办？如果你真正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就不会有这样的顾虑。因为我们知道文化体中理与势、文与实的关系，知道什么是社会现实，什么是人类的基本道德意识。我们有理想有抱负，但又不脱离现实，不愤世嫉俗，这就是孔子讲的“和而不同，群而不党”，既与世俗和光同尘，又出污泥而不染。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有谁不欢喜呢？可见，我们大部分人连自己文化的影子都没看到。

结 语

难道中国文化就没有重振的希望了呢？那倒不是，文化毕竟是一个民族群体生活的历史积淀，不属于个体生命的东西。文化既然作为一种“基因”形式，就不可能消失，在一段时间内“隐退”是可能的，因此中国文化的消亡现象还是一种暂时的隐退。医学上有所谓“失忆症”，是由于脑外伤、中毒等原因引起的，只要治疗得当，病人是可以恢复记忆的。如果治疗不及时，病人就有可能沦为植物人，永久性地丧失记忆。
目前的中国正是得了“文化失忆症”，及时治疗还可以恢复自己的文化记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不遗余力地来振兴它、恢复它。这不是几个人的事业，而是中华民族的大业；这不是一两代人能够完成的，而是中华民族的千秋伟业。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和义务来接续本民族的文化，承传本民族传统，尤其是我们知识分子，更要“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唯有如此，这个社会才能是一个道德的社会，这个世界才能是一个平等、自由、博爱的大同世界，我们都应该为此而努力。